非洲亟需稳定

仰仗现代非洲的创始之父，非洲结束了殖民主义直接统治的时代。非洲之父的持续领导帮助巩固了非洲各国的独立，他们的努力还导致非洲统一组织得以建立。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在于他们不是靠选举获得领导地位，也没有通过选举来维系这种地位。因此，他们的领导作用不受选举周期的时限约束。相反，他们得以长期担任领袖的基础，在于他们毕生战斗所取得的合法性。非洲领导人把自己的人民从殖民主义的枷锁和殖民走狗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殖民大国对他们搞阴谋诡计，企图结束他们的领导，使他们的解放计划胎死腹中。正因如此，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

加纳首任总统，“非洲社会主义”倡导者和代表人物之一, 1966年被军事政变推翻，后流亡几内亚 — 译注）和凯塔（Modibo Keita，马里首任总理，1968年被军事政变推翻—译注）相继被推翻，卢蒙巴（Patrice Lumumba，

原刚果（利）共和国即后来的扎伊尔和现刚果（金）首届政府总理—译注）惨遭刺杀。

接着出现了另一个时代 — 一个军事政变连续上演的时代。非洲失去了稳定，而在位的军政权对自身安全的关心远高于社会和经济发展之上。

非洲政治发展的第三个时代是多党制选举的时代。这种制度是从西方殖民主义者那里输入的，是作为经济援助的一种条件强加到非洲人头上的。这把非洲再次推上了不稳定的舞台。选举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政变，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政变属于军事性质而选举则具有民政的特点。轮流执政的原则使所有政治领导人都不能善始善终地完成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消磨时间等待任期的结束成了非洲民选政治领袖的共同特征。

目前的叛乱阶段正是选举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民选领袖在宪法规定的任期结束之前就被推翻；选举的结果并没有总是人们所接受；当人们就选举结果出现争执时，就引发了种族、宗教和边界问题。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中非、乍得、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

有些领导人靠革命或解放战争而上台。他们通过了革命性纲领或进步的纲领来改变非洲社会的面貌。不过，一旦这些领导人上了被外界强加的多党选举的圈套，他们的国家就会由于他们在选举中落选而被剥夺了实现这些革命性纲领的机会。这种例子可说是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如在津巴布韦、南非、纳米比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厄利特里亚、布几那法索和塞内加尔所发生的情况。真正抱有一展身手、励精图治之宏愿的领导人确实大有人在。

非洲亟需获得政治稳定。事实令人毫无疑义地证明，轮流执政的制度没能带来原来预想的和平，也不会带来这种和平。没有政治稳定，执行经济转变的战略规划就无从谈起。

实现稳定的基本要素包括持续和稳定的政治领导作用和政治、社会和法律参照系的存在。西方世界享有这些稳定的因素，而非洲则是在严重缺乏这些要素的情况下企图模仿西方。西方的君主是统而不治的。然而，他们依然构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参照系，尤其是在出现危机的时候。在没有这种君主立宪制的西方国度，由宪制法院或最高法院所体现的宪制参照系就会履行这种职能。国家法律为人们充分尊重和遵守这些法院的裁决提供了保证。非洲则没有这种机构。即使在有这种机构的地方，也仅仅是有名无实而已。

非洲必须在各个层面进行深入反思，以找到办法摆脱稳定和参照系之间进退两难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