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皮书 –关于建立以色列坦（Isratine）的建议书

这本《白皮书》旨在实现长期存在的所谓中东问题的公正和平等的解决，使该地区摆脱暴力、战争和毁坏的灾难性影响。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以严肃、客观和中立的方式提出问题。本身编撰了既有阿拉伯人、又有犹太人先前提出的观点和概念，在加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国际计划和项目。它们都支持和佐证了这部建议书中阐述的解决办法，证明没有任何其它构想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巴勒斯坦(Palestine):

这个名字记载于该国的历史和经书中，取自其原居民腓尼基人(Philistines)的名称。《旧约全书》中的〈创始记〉、〈申明记〉和〈约书亚记〉都承认这个名称指的就是这片土地。其中，《旧约全书》还记载了亚纳人(Anaqites)、利乏音人（Rephaites）、迦南人(Canaanites)、耶布斯人（Jebusite）、赫梯人（Hitties）和腓尼基人的名字。〈出埃及记〉一书还明确阐述：“当法老让人民走时，神没有率领他们从腓尼基人之地走。

“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在大不列颠管理期间自始自终一直沿用，在那个时期提出的各个项目和解决计划中都提及。即使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狂热分子，如海鲁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埃策尔民族军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撒缪儿·克兹（Samuel Katz）也对此事实承认供认不讳。他写道：“世界上所有犹太复国主义机构都带有巴勒斯坦的名字”。他所列举的例子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英国巴勒斯坦’银行、犹太基金会(又名巴勒斯坦基金会)和犹太人拥有的巴勒斯坦工人基金。他指出，海外犹太人唱的有关巴勒斯坦的歌曲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国歌。他还指出，作为到了外国的移民，他们会像庆祝巴勒斯坦住棚节一样庆祝犹太人的住棚节(Feastof Tabernacles，也叫收割节—

译注)。他申明，改名为《al-Baridal-Filistini》(与原报名意同—

译注)的《巴勒斯坦邮报》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报纸，是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的喉舌。他写道：“巴勒斯坦的名字只是在所谓的‘以色列国’成立之后才被取代。”他承认，希伯莱语只是在十世纪才在太巴列（Tiberius）开始使用。即使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4年3月给约旦的阿卜杜拉亲王的一封复信中也写道：“关于巴勒斯坦，我高兴地告知您，美丽坚合众国没有计划在没有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充分磋商的情况下作出任何决定。”

不管名字如何，巴勒斯坦的历史同该地区各国总的历史情况是吻合的。跟这些国家一样，这个国家当时住有不同的民族。统治权和政权在许多部落、民族和种族团体之间多次易手，其中有些是移民，有些是入侵者。同该地区的其它国家一样，它目睹了多场战争，见证了一波波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潮的涌入。

因此，从历史角度看，没有人有权声称这片土地是他们的，对其享有拥有权，那相当于没有事实根据的领土要求。如果没有一方可以声称对巴勒斯坦的一部分享有权利，那么，他们也不能对巴勒斯坦的任何其它部分提出领土要求。

为犹太人建国:

西奥多·赫茨勒（Theodore Hertzl）原来的主张是建立一个犹太国作为犹太人的庇护所。提出这个主张的直接动机在于犹太人在希特勒时代之前所遭受的迫害，具体而言是在欧洲受到的迫害。作为把犹太人赶出欧洲的一个办法，当时提出了把塞浦路斯、阿根廷、乌干达、杰拜勒艾赫代尔、巴勒斯坦和西奈作为建立犹太国的地点。因此，正如这段叙述所证实的，巴勒斯坦不见得就是、也不是不可避免就是犹太人的民族家园。

《鲍尔弗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

这个宣言背后的真正意图是要使欧洲清除犹太人，而不是对他们表示同情。

对犹太人的迫害:

犹太人是不幸的人民，他们自古以来就在政府、领导者和其它人的手中饱受磨难。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主的意志，就如《古兰经》在有关埃及法老的记述中所明确指出的，就如巴比伦统治者、从提图斯（Titus）到哈德粮（Hadrian）的历代罗马皇帝、诸如爱德华一世等英国国王对他们的虐待所表明的。犹太人在埃及人、罗马人、英国人、巴比伦人、迦南人和后来的希特勒手中受尽被放逐、关押、迫害、大规模屠杀和被置于不利境地之苦。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没有敌意。实际上，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阿德南特(Adnanite)一支的阿拉伯人的堂兄弟姐妹。愿和平与他同在。当犹太人受到迫害的时候，他们的阿拉伯弟兄邀请他们到迈迪奈城一起住。他们甚至把一块名为古拉干河的土地送给犹太人，取名含义是“犹太人的村庄(Al. Qura)”。继伊斯兰随穆罕默德先知(祝福他，愿他和平)出现之后，犹太人不喜欢在他们的人以外出现先知的观点，于是对他表现出敌意。对他们出现了一些攻击，就如对拒不接受伊斯兰教的古萊西人（the Quraish，阿拉伯一很有勢力的部族,回教兴起时居住在麦加—译注）和对原来接受伊斯兰但接着又加以拒绝的阿拉伯人也进行攻击一样。15世纪末，犹太人和那些阿拉伯人被赶出安达卢西亚（Andalusia），他们全在阿拉伯国家找到庇护所。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有犹太人居住区的原因。他们在那里同他们的阿拉伯兄弟睦邻友好相处。

根据建立一个国家构想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

英国的提案:

一、沃尔克霍普计划（Walkhope Plan）：

这是英国驻巴勒斯坦高专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提出的，其中规定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按巴勒斯坦当时的人口比例由11穆斯林、4个天主教徒和7个犹太人成员组成。

二、纽科姆计划（Newcomb Plan） ：

1) 建立享有独立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2) 实行广泛的教派自由；

3) 实行广泛的市政管理自由；

4) 实行权力下放。

三、1939年的英国白皮书：

1)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联邦国；

2) 成立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组成的协商委员会；

3) 成立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四、莫里森勋爵计划（Lord Morrison’s Plan）：

1) 设立中央政府；

2) 划分四个行政区：阿拉伯人区、犹太人区、耶路撒冷和内格夫。

3) 每个区内设立地方政府和立法委员会。

所有这些提案都被出于非实质性原因而拒绝，如对分给一方的区域或城镇大小不满，对英国管理时间的长短出现分歧或与移民数目有关的问题。

犹太复国主义提案:

一、第一个提案是由本杰明拉比(Rabbi，拉比即犹太教牧师—译注)领导的所谓‘和平联盟’提出的。他呼吁建立一个有两个民族的国家。犹太人被告诫说，如不能接受两个民族的国家，将不会给他们带来和平。他们不幸而言中，这正是后来所发生的情况。

二、由梅厄·埃米特（Meir Emmit）提出的邦联或联邦制的解决方案。他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哈加纳赫（Haganah）组织的一名杰出领导人，曾担任若干显赫的军事要职，他还是议会成员和内阁部长。

他认为，出于战略目的而放弃占领的土地(当然，他指的是如西奈、戈兰、西岸和加沙这些领土)无异于放弃具体成果。根据他的分析，这些领土是无可补偿的。虽然埃及曾提出要拿出东西来交换，但是会随时出现突变。他讨论了建立联邦国家的可行性，并举出欧洲联盟作为例子；根据他的说法，美丽坚合众国就经历了13年的动荡，直至1789才结束；还有尼日利亚，他认为，尼日利亚是一个多种宗教和多个民族并存的国家。他写道，巴勒斯坦存在着作为这种解决办法的经济、军事、地理和历史考虑因素。

他还进一步指出，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会构成严重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必须建立一个单一的联邦国家。他写道：“耶路撒冷问题的解决很简单–将它定为联邦国的首都。”

三、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提案：1921年9月11日举行的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结构派)第十二次大会通过了为双方建立一个单一国家，从而“与巴勒斯坦人民结盟建立一个地方，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里保护我们的共同安全；国家的结构应在没有干涉或歧视的情况下保障我们两个人民当中每一个人的民族发展”的构思。

阿拉伯提案：

 一、阿卜杜拉国王（（King Abdallah）提出的第一个提案：

1) 建立一个王国；

2) 犹太人居住区的行政管理由当地的犹太居民选择；

3) 设立一个议会，犹太人的代表人数按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定出；

4) 建立混合内阁。

二、阿卜杜拉国王提出的第二个提案：

将巴勒斯坦在黎巴嫩、约旦和埃及之间划出，其余部分留给犹太人。

三、1942年努里·赛义德（Nuri Al-Said）提出的提案：

1) 建立一个国家；

2) 犹太人在这个国家内享有自治权。

1948之前的所有提案都呼吁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有些提议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就跟现在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一样，即提出给予他们自治，将他们的土地实行分治。因此，没能接受一个单一国家的主张是一个历史上的错误，是今天悲剧的根源。一方为自己的好处宣布建立一个国家也是错误的。分治的概念已经证明是失败的，而且仍将继续证明是失败的。

1948年之前，人们对犹太人的看法就象今天人们对巴勒斯坦人的看法一样。他们在巴勒斯坦占少数，有时被别人喂给实现自治的幻想，有时又被别人带来建立犹太人自治区的幻想。当时巴勒斯坦人占多数。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拒绝了众所周知的1947年的分治决议。1948年之后，这种局面颠倒了过来。巴勒斯坦人由于1948年和1967年的战争变成少数，犹太人在称作以色列的地区变成多数。有人向阿拉伯人作出了实行自治、划立阿拉伯人区域和实行分治的许诺，就象原来对犹太人所作的允诺一样。

具有历史意义的最终解决办法是这本《白皮书》所提出的解决办法。

对各种提议作这番概览的目的，是要忆及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国家的构想一直都摆在谈判桌上。拒绝这个解决办法是造成今天该地区经历悲剧的原因。舍去一个国家的解决办法，其结果就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境况。

两个国家的解决办法—风险与误区：

一位以色列学者，一名曾在1974年至1976年在西岸担任军事指挥官的准将曾说过，接受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或同意在以色列领土上实行外国统治是不可能的。他用以下事实作为拒绝的理由。由于这些事实的关键性，不能被无视：

西岸有50公里宽，地处山区，高达1000米。从那里可以眺望以色列的心脏腹地 —

宽度超过14－20公里的沿海平原。西岸还是以色列80％的工业的所在地。西岸如果存在另一方，会对以色列的心脏腹地造成直接威胁，因此是不能接受的。

米尔·巴埃尔准将（BrigadierMieerBael）是个鹰派人物，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左派及和平理事会成员。但是，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对西岸负有历史责任，许多人认为它是‘犹太民族的心脏’。我们持有它的权利，是以色列人民所相信的宗教和历史义务和传统中神圣规定的。”

另一名学者和准将阿里·沙列夫（Arie Shalev）也提出了因为安全的关键原因不能让出西岸的同样理由。他写道：“倘若我们失去西岸，那么，以色列从图勒凯尔姆到内坦亚的纵深就只有15公里，而从盖勒吉利耶到赫泽利亚海岸的纵深就只有14公里。这样一来，以色列就会由于缺乏战略纵深而暴露在任何威胁之下。万一西岸爆发战争，如果一支阿拉伯军队能设法抵达海岸，以色列就会被拦腰斩断，被分成两、三部分。”他继续写道：“即使没有战争，以色列也会一直受到来自西岸的不断威胁，以色列的领空也会任凭西岸的摆布。”

他进一步指出：“为确保以色列的安全，西岸必须划分为三个防卫阵地，即约旦河谷、撒马利亚山脉的山脚和朱代亚沙漠，以及把杰宁、托巴斯、纳布卢斯（Nablus）、拉夫纳高地、拉马拉（Ramallah）、耶路撒冷和蒂克瓦连为一体的山脉。这是除了加沙地带的固定防线之外还有建立的防线。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任何隔离地带都不会对以色列带来安全。实际上，它会构成一种一直存在的安全麻烦。“不过，他指出：“以色列的政策已经毒害了将这个国家转变成两个民族的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主张。”

沙洛姆·埃弗纳里（Shalom Evneri）教授说：“以巴争端跟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所有其它争端不同。那些争端基本上是边界争端，尽管其中一些争端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之久。但是，以巴争端的实质有别于此，它是两个运动之间的斗争，每个运动都认为同一块领土属于它或者构成它的民族家园之一部分。于是，巴勒斯坦人相信现在被称作以色列的地方是他们国家的一部分，即使他们获得西岸和加沙。同样，犹太人相信西岸是朱代亚和沙马利亚（Judea and

Samaria，也译作“朱迪亚和萨马利亚”，是犹太人对西岸的称法—

译注），将其视为他们家园的一部分，即使在那儿建立起巴勒斯坦国，也是如此。”关于西岸，他写道：“对犹太人来说，它是他们的历史家园，具有光荣遗产的家和获得拯救之地。”埃弗纳里继续写道，对阿拉伯人来说，西岸是他们的土地，他们自七世纪以来就作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一直统治着这个地区，里面的大多数居民是阿拉伯穆斯林；它形成从海湾到大西洋的更大的阿拉伯家园的一部分，因而同也门或伊拉克没有什么两样。他还指出，所有阿拉伯人把它称为巴勒斯坦或叙利亚南部。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称它为以色列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他写道：“这两个运动之一必须摧毁另一个运动，否则就必须达成妥协。妥协的办法是为所有人建立一个国家，允许每一个觉得他是生活在所有争端土地上，没有被剥夺其中任何一部分。承认巴勒斯坦的自决权只不过是意味着划定以色列允许他们活动的地区”他反对这种解决办法，因为依他看来，这完全不是一项解决办法。埃弗纳里教授还写道：“我不支持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国，因为要想把住在约旦东部的100万巴勒斯坦人同他们的巴勒斯坦特征分开，那是不可能的。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国不能解决难民问题，甚至不能解决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难民问题。任何使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留在难民营、不在以巴历史边界内提供体面解决办法的情况，都完全不是解决办法。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国，准备并愿意在一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以外的温和领导机构的领导下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也不是一种真正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不能解决难民和遣返的问题，即使仅仅是为了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收容来自黎巴嫩的难民。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不能吸收这么多的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战略家兼学者、专门研究阿以争端的大学讲师、几本书的作者雅胡·希发特· 赫尔卡比这样写道：“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接受在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只是它跟以色列算帐的一个战术步骤。它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它会继续它的斗争，以实现进一步的目的。接受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一个国家只会将斗争的延续推迟到一个较晚的阶段。

“建立非军事区是一个遭遇惨败的教训。对非军事区的控制和主权是令人可疑的，是被冲淡的。因此，非军事区只能引起冲突而不是稳定。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也结束了以色列人建立大以色列的梦想，还会迫使巴勒斯坦人让出巴勒斯坦的其余地区。这个小不丁点儿的国家很容易遭受不仅是约旦、而且还有以色列对它的内政不断增加干涉，这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冲突。希伯莱大学讲师马蒂·斯坦伯格写道：“同意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临时目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解释为取代最后目标的让步。这种解决只不过是仍然没有改变的传统智慧框架中的一个短暂阶段。”那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担心，关于行使自决达成的协议也会适用于所谓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和约旦的巴勒斯坦人。

根本性的历史解决办法“以色列坦”— 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国家:

前提：

巴勒斯坦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返回，不论他们现居何地，如果这就是他们的愿望的话。犹太人不是巴勒斯坦原来的居民，他们的祖先不是这个国家原先的居民，但他们可以被从国外带入，而不久之前继1948年战争之后作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逃离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却没被准予这种权利，这是不允许的。犹太人坚称，他们没有驱逐巴勒斯坦人。他们说，巴勒斯坦人偏信宣传而逃离了自己的家。只需指出一点就够了：最著名的狂热分子之一、以色列第一届国会议员、海鲁特运动和埃策尔民族军事组织的领导人萨缪尔·克茨引述格拉布·帕夏的话说：“战争期间，阿拉伯公民惊惶失措，没受任何威胁就逃离了他们的村庄。”

克茨称，关于犹太人动用武力把阿拉伯人驱赶出他们村庄的谎言就是这么编造出来的。他写道：“报道1948年战争的记者大多对犹太人持敌对态度，他们说阿拉伯人在逃离。但是，他们没有说他们是被强迫逃离的，他们甚至没有作这种影射。”那个作者于是承认出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即居民弃家而逃。他还承认，这种逃离是大规模的。他还进一步承认，是传统上同自己的土地有紧密联系的农民在大批逃跑。他还陈述：“这些人不保卫自己的家就逃离。这些巴勒斯坦人这种大规模的集体逃离需要有一种符合逻辑的解释。”他还引述了《泰晤士报》驻安曼记者的话，他写道：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东部和伊拉克都‘充斥着’那些逃离以色列的人，并对他们怎样逃离和为什么不留在原处或不进行抵抗表示惊讶。克茨还引述了阿拉伯最高权力机构书记埃米尔·古里（Emil al-Ghuri）1960年11月17日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发表讲话时所说的其中一段话：“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行径加上大规模屠杀造成了阿拉伯人大批逃离巴勒斯坦。散布这种谎言的做法本可被扼杀于萌芽之中。”

这样广泛引述的目的，是要强调两点：其一就是承认大规模出逃确实发生。其二就是要明确指出，大出逃的原因在于散布了实际上从未发生的有关大屠杀的令人恐惧和虚假的谣言，尤其是据报道在代尔亚辛村（Deir Yassin）发生的臭名昭著的事件。

这些引述、证词及其所含的证据只是关于这个课题的大量知识中的沧海一栗。把它们都包括在这本《白皮书》里，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在寻求最终解决办法时从中受益。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学术界人士和中立的观察家的证词确定了以下几点：

第一，巴勒斯坦人原来一直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它们拥有那里的农田和家，直至1948年和1967年。

第二，他们1948年出于对大屠杀的恐惧而离开了这片土地，离开了他们的农场和家园，不管这些大屠杀实际上有否发生。

第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学术界人士，包括参加了1948年冲突的个人都作证说，犹太人没有把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从他们的农庄、从他们的家驱赶出去。实际上，巴勒斯坦人听信了四处流传的令人不寒而栗的谣言，恐惧万分地离开了巴勒斯坦。

第四，离开的人成群结队，出走是大规模的。

这些因素有其积极的一面 — 它有助于我们解决问题。

因此，犹太人并不仇恨巴勒斯坦人，他们不想把巴勒斯坦人从他们的土地巴勒斯坦驱赶出去，他们没有决定象谣言所说的那样要对他们实行大规模屠杀，即使在代尔亚辛的大屠杀也没有发生。实际上，是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袭击了巴勒斯坦并向犹太人宣战。

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姑且相信上述的所有内容，从零开始，回到起点，即让1948年至1967年间离开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返回。犹太人强调说，他们没有驱逐巴勒斯坦人，他们(巴人)逃离的原因前面已经举出。按逻辑推理，这就意味着即使占领了他们土地的犹太人也不能反对巴勒斯坦人留在那里。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即让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巴勒斯坦。这项措施的作用是让一切恢复原状，是执行联合国1948年12月1日发表的决议。那项决议在11段呼吁难民返回。反对这个呼吁是不可能有任何合法依据或法律权利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铭记历史教训。我们已经看到，《旧约全书》和该地区的历史记载的是，巴勒斯坦目睹了无数部落和民族的连续更迭，它是为争夺整块土地、而不是其中任何一部分而进行斗争的对象。巴勒斯坦人是原有的居民 — 巴勒斯坦的名字Palestine 就取自腓尼基人(the Philistines) — 而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直到1948年之前都把这块土地称为巴勒斯坦。而且，正如我们在本篇著作的前面所认证的，每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每一个银行和每一个犹太人机构都有‘巴勒斯坦’的名字；根据他们自己的证词，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48年。

所以，如前所述，如该地区的历史所表明的，无人有声称他们自己拥有整个巴勒斯坦的权利，更无人有把巴勒斯坦一部分赠与别人的权利。

分治不可避免会失败:

两个相邻共处的邻国:

1) 首先，它们不会是两个相邻共处的邻国。它们在人口和地理上都是交织在一起，紧密相扣，犬牙交错。

2)在西岸建立的另一个国家之后的所谓以色列国的宽度仅有14公里。以色列人是决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

3) 所有沿岸城市都会处于西岸任何一点的火地炮火和中程炮火射程之内。

4) 见题为〈两个国家的解决办法—风险与误区〉一节的意见。

5)任何缓冲区都会成为引起安全麻烦的根源，而不是安全的根源，会成为攻占有利地形的目标。在国际史中，缓冲区传统上都是引发许多战争和冲突的起因。

6)巴勒斯坦人不会接受一个小不丁点儿的国家。他们想要一个有武装自卫能力的国家，它享有将自己武装到与邻国同等水平的权利。这是自然和正当的权利，是没人可以反对的。

7) 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整个地区绝对不够大，不能容纳两个国家。

8)西岸和加沙地带地方很小，不足以收容所有难民，最不能收纳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难民，更不用说遍布世界其它地区的难民了。

9)还有最近流离失所的人。他们该何处去？西岸和加沙地带不是其它地区流离失所者的土地。

10) 所谓的以色列国不够大，不能接收新的移民。

11)同化现象业已存在，可成为在单一国家内双方同化的模式。目前，现有的同化现象是可以建立单一国家的基础。

在所谓的以色列国里有100万巴勒斯坦人。他们拥有以色列国籍，同犹太人一道参加政治生活，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政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人数会从一百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所谓以色列人定居点也会是如此。如果现在住在那里的人总数为几十万左右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变成一百万以上。1948年创立的所谓以色列国不仅仅是供犹太人住的。还有天主教徒和正统教犹太教徒、穆斯林和德鲁斯派穆斯林（Druze Muslims）、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法拉沙人（the Falasha）和其他人。

12)每一方的生存要依靠另一方。以色列的工厂要依赖巴勒斯坦的劳工。货物和劳务在双方之间进行交换。

13)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米尔·巴埃尔的观点，我们在前文已作过引述。他重申了这一点：“每一年这两批人（指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越来越多地融合在 一起。”这种融合是通过犹太人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定居实现的；另一方面，根据巴埃尔的说法，阿拉伯劳工在以色列各地区的大规模扩张，进一步驱动了融合。

在每一座拔地而起的大楼、每一个播种的田园、每一座需要工人的工厂、每一家酒店、每一个餐馆、每一个市政清理服务机构和每一个公共水电单位里，都有来自国内各个地区的数以十万计的巴勒斯坦人每日的辛勤劳动。来自纳布卢斯、加沙、提巴、加利利和希伯伦的巴勒斯坦青年工人在那里工作。鉴于这种情况，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简直是既不可行，又不实际。实行分治之后，不会有一个叫做以色列的国家，也不会有一个叫做巴勒斯坦的国家。因此，那些呼吁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的人要么对该地区的性质和该地区的人口性质一无所知，要么就是想甩掉这个问题，把它放在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手中。表面上，我们好像这样就解决了难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会是没有诚意的—我们只不过是为一场新的冲突奠定了基础。

他们祖先的土地/希望之地:

巴勒斯坦人把阿科、海法或雅法贾法和其它地方的沿海城镇视作他们的城镇，视作他们祖先代代相传下来的土地。不久前，他们实际上还住在那里，其证据是他们眼下正住在难民营里。西岸和加沙地带难民营的居民是哪里来的？他们不是来自西岸和加沙地带，而是在1948年战争之后逃到那里的。

除了他们在1948年逃离的祖先留下的土地，这些人决不会接受比这还少的东西。那住在黎巴嫩和叙利亚难民营的难民又该怎么办呢？他们的土地，他们祖先留下土地在哪里？流散在海外的巴勒斯坦人又该怎么办呢？就犹太人而言，他们相信西岸是他们的神圣领土，如果不是犹太民族心脏的话。他们不把它叫做西岸，而是朱代亚和撒马利亚。我们怎么可能把一个人民祖先的土地剥夺走呢？我们怎么可能把一个人民视作神圣的的土地剥夺走呢？

一位犹太复国主义学者阿洛夫·哈拉宾写道：问题时，这是两个人民就同一块土地的归属权所发生的冲突。哈伊姆·魏斯曼（Chaim Weizmann）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发表了一句名言：“问题是，双方都在理。

我们怎么能用一方来取代另一方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不需做这种尝试。犹太人，尤其是他们当中宗教信仰很强的人，不会接受任何替代他们认为神圣之地的东西；而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其中的强硬派，不会接受任何替代他们祖先土地的东西。如果建立起两个很小的国家，那么，每一方都会继续同另一方作斗争。巴勒斯坦人为了住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会这么做；而犹太人为了住在希望之地，也会进行斗争。

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于既利用现有的这整套情况，又利用局势的历史现实。这种做法应当可以导致建立一个以色列坦 （Isratine）国，既作为巴勒斯坦人的家，又作为以色列人的家。这可以允许双方根据自己的意愿到任何地方去，在任何地方居住。谁认为西岸是他的家，就可以随其所愿在那里居住或到那里去。他甚至可以把它称作朱代亚和撒马利亚，如果他果真愿意这样做的话。同样，如果一个巴勒斯坦人真想在阿科、海法、杰夫奈、特拉维夫、杰德瓦勒及其它沿海城市或旅行的话，他也可以这么做。这就会使一切回归原状，这样就可以结束不公正和剥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没有宿仇，唯一的敌对关系是早些时候犹太人和罗马人之间出现的敌意和后来犹太人和欧洲人之间出现的敌对。

历史上，犹太人在罗马人和欧洲君王手中长期饱受歧视和迫害，在他们被驱逐出安达卢西亚之后，是阿拉伯人收容了犹太人，为他们提供了庇护和保护。

上文引述的犹太复国主义学者阿洛夫·哈拉宾写道：“巴勒斯坦人说：‘为什么要光靠我们来为犹太人在欧洲所受的迫害付出代价？’这证明了巴勒斯坦人从未迫害犹太人。犹太人说‘我们从未驱逐巴勒斯坦人’和‘是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1948年向我们宣战’。  ”

这构成了正面的证据，肯定可以用于通过建立一个把双方合并在一起的国家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阿洛夫补充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是两个经历了残酷和痛苦悲剧而别人假装没有注意的人民的遭遇。”他责怪巴勒斯坦人在犹太人被欧洲鄙视之后拒绝他们，然后进一步补充说：“无疑，巴勒斯坦人持这种态度是有其道理的。我们什么时候听说过一个人民敞开大门欢迎另一个人民，并自愿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土地以使另一个人民得以建立自己的实体呢？”阿洛夫所指的，是巴勒斯坦人民面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所作出的反应。这些犹太人不认识巴勒斯坦，而且诸如乌干达和阿根廷这些其它领土也是潜在的移民候选对象。

结论：

1) 陆地面积太狭小，不能容纳两个国家紧密相连地生活在一起。

2)如建立两个国家，会引起冲突，因为它们认为一方的土地是另一方领土之一部分，而且每一个微小的国家会觉得受到另一方的威胁。

3) 任何一方都不能吸收犹太移民和巴勒斯坦难民。

4)每一方在对方的土地都有定居点。至少有一百万巴勒斯坦人住在所谓的以色列国；至少有五十万以色列人目前住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其它教派还包括德鲁兹教派穆斯林、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该地区提供了融合共处的模式。

5) 以色列工厂里的工人是巴勒斯坦人。

6) 即使未实现融合，但相互都在货物和劳务方面依靠对方。

最后说明：

1) 巴勒斯坦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他们的家园。

2) 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黎巴嫩起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3)第一和第二次自由选举在联合国监督之下举行。在新成立的国家和中东—如果后者有的话—消除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5)接着，中东的冲突就会结束。新的国家会像黎巴嫩一样，会得到承认甚至可能参加阿拉伯联盟。

可能会有一些反对这个国名的意见。这种肤浅的反对意见是无济于事的，甚至是有害的。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人是在缺乏理性和感情冲动的考虑基础上提出的。一方面，犹太人可以同巴勒斯坦人民在一个单一、综合的国家内和睦相处，获得安全。另一方面，犹太人可以保留现名，从而牺牲中东和全世界的犹太人安全与和平。这两者之间孰重孰轻，我们必须作出判断。

我们不应该倾听老卫士道或是二战心态的声音。相反，我们应当倾听年轻人、全球化这一代、未来这一代人的声音。

老的心态正是当今悲剧之根源。

一个完全是犹太人组成的国家无疑会受到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威胁。一个由穆斯林、犹太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组成的综合国家永远不会生活在受阿拉伯或穆斯林攻击的威胁之下。

自1967年以来，一直是事实上的单一以色列坦国的局面(英文为Isratine，由‘以色列’的英文写法‘Israeli和“巴勒斯坦’的英写法文‘Palestine’合并而成—译注)。甚至费达因(Fedayeen，阿拉伯突击游击队—译注)的袭击也是从这个国家的边界外发起的。

目前费达因游击队的袭击不是由人们所称的“1948年的阿拉伯人“发起的，而是由那些不能算作所谓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发起的。这个例子就清楚表明了‘以色列坦’这个单一、融合的国家定会获得成功。